主题：我们给黄旭华同志送行的方式 -- 达萨

从1957年末到1958年夏季，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周恩来等人被迫作了检查。

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农业发展有个长远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毛泽东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刘周可都是做了检查的，做检查呀！这是啥手段

等对付左倾的时候，倒是继续让刘邓再检查呀，为啥不能做了呢？因为刚批评过人家右倾，人刚左起来.....

你现在只说一部分真理，只提毛纠左，不提毛反右，不提毛反右时暴风骤雨，纠左时循循善诱，这合适吗？

为啥毛纠左纠正不了，因为地方大员都知道毛自己也是三心二意在纠呀，真想纠的话还能没手段了？后来对彭罗张周，反党集团都上了呀！

庐山会议之前，踩油门用十成力，踩刹车用1分力，庐山会议之后，干脆把刹车系统都彻底给拆掉了，那后来踩刹车踩不动没效果也不能光怪别人呀

党内通讯（三）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武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的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五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属的小队长，所有的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同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的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二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是王××、陶××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全民工暇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做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专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党内通讯（二）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武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合队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同志来此，和王××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省原有三万二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做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北两省均主张从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那一种主张比较好？或者两者可以并行呢？据王××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重大，关系到三十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单位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感到勉强的，则宁可采取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间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

党内通讯（一）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郑州）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大会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每队一人。外加着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日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三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到地方即刻放出去，三四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对《陶××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节录）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

　　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生消。本来没有鬼，只是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人家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来后，他们会立刻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中已经照下了他们的羞像，跑不掉了；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规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了，不是一九五七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