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71-Joanna Bourke：恶女列传之迈拉.欣德利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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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65年10月15日星期五，地点是位于英格兰兰开夏郡奥德姆附近的索德尔沃斯荒原。在前一年的节礼日，莱斯利.安.唐尼/Lesley Ann Downey在曼城安科茨区的一个游乐场失踪了。在画面上的照片当中，她悲痛的母亲安.韦斯特/Ann West（之前随夫姓唐尼）站在荒原上，身后是一群警察和志愿者正在搜寻她女儿的尸体。在她的回忆录《为了莱斯利的爱》（1989年）中，安.韦斯特描述了她如何等待结果。“孤独的痛苦让我颤抖……我是一个孤独的母亲，承受着只有母亲才能理解的巨大痛苦”。照片拍摄后的第二天，10月16日，搜索队在一个浅坟中发现了莱斯利.安的尸体。这位悲伤的母亲随即变成了一个被仇恨吞噬的女人，只想慢慢折磨死那个“不是人”的东西——迈拉.欣德利/Myra Hindley。“任何一个失去孩子、面对冷血杀手的母亲，怎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其他看法？”她问道。对于安.韦斯特来说，正义就等同于无情报复。欣德利被判处终身监禁——实际坐牢36年——但是依然还不够。

这是我关于“邪恶女性”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我从安.韦斯特的悲痛开始，因为当我们讨论应该如何回应那些做出极端残忍行为的人们时，她的悲痛散发着道德权威。在我之前的讲座中或许有人会指责我忽视了“邪恶”女性的受害者们所遭受的痛苦，片面夸大了受害者的自身缺陷——包括白雪公主的纯良无脑与兰德尔.麦克墨菲的厌女自大——不过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在这节讲座中没有立足之地。10岁的莱斯利.安.唐尼、12岁的约翰.基尔布赖德/John Kilbride、12岁的基思.贝内特/Keith Bennett、16岁的波琳.里德/ Pauline Reade和17岁的爱德华.埃文斯/Edward Evans遭受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他们的家人、亲人和社区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自从1966年以来，欣德利的名字几乎总是与邪恶、怪物、女魔头、撒旦、“魔鬼的女儿”等等词语紧密相连。她是“生活在体面人中的‘党卫军女孩’”，“英国最令人憎恨的女人”，“邪恶的化身”。上议院常任上诉法官斯特恩勋爵坚持认为，“就相对邪恶而言”，欣德利可谓“自成一类”。他声称，“即使在针对儿童的犯罪史上”，她的行为也堪称“独一无二的邪恶”。欣德利的名字因为她的邪恶而遭到玷污，以至于父母们在给女儿取名“迈拉”时都要三思。然而，正如我在之前讲座当中试图论证的那样，我们很有理由长久、仔细且毫不畏惧地审视那些犯下暴行的人们。对于“邪恶”的归因不仅告诉了我们邪恶以及伤害他人的人们如何多样且多变，而且还提出了如何想象更美好世界的方法。

在我通过探讨迈拉.欣德利来说明我的用意之前，我想回到我在本系列第一讲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对“邪恶”感兴趣？我的论点是，当代历史学家需要关注邪恶的问题。当然，在历史的早期阶段，关于邪恶本质的文献非常丰富，当时邪恶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宇宙论、神话和神学当中都占据了核心地位。但是“邪恶”从未消失。今天，道德邪恶——即人类对他人施加的重大伤害——是后形而上学的，是世俗的而不是超自然的，是物质的而不是超验的。这就是为什么关于邪恶的叙述必须引起现代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兴趣。正如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所说：“社会科学没有给予邪恶应有的重视。社会邪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它被剥夺了应有的智识关注。邪恶是一种强大且独特的社会力量。”即使事实证明“邪恶”这一概念主要用于掩盖对暴行缺乏解释的事实，探讨“邪恶”在现代世界中的功能依然很有价值。小报记者、右翼政客、“真实犯罪”作者可能会抓住“邪恶”的叙述来混淆与掩饰各自的政治立场；像斯拉沃热.齐泽克这样的哲学家可能会认为“邪恶”可以被用作“道德化的术语，削弱了进行有效政治批判的可能性”。但我认为“邪恶”也可以具备富有成效且政治上十分精明的用途。

“邪恶”的迈拉.欣德利能为这些辩论贡献什么？1963年至1965年间，欣德利（当地一家化工厂的打字员）和伊恩.布雷迪（同一家工厂的职员）在曼城地区折磨、性侵并且杀害了至少五名10至17岁的年轻人：约翰.基尔布赖德、爱德华.埃文斯、莱斯利.安.唐尼、波琳.里德和基思.贝内特。他们于1966年4月在切斯特巡回法庭受审。一开始欣德利被判犯有谋杀埃文斯和唐尼的罪行，并且在布雷迪杀害基尔布赖德后窝藏他。有一盘录音带——这是当时“普通”家庭当中不常见的技术，因此特别令人震惊——证明欣德利目睹并且参与了莱斯利.安.唐尼的折磨、性侵与勒杀。1987年，欣德利承认自己参与了另外两起谋杀案，即里德和贝内特的谋杀案。在这些谋杀案发生时，欣德利的年龄在21至23岁之间。欣德利被判处终身监禁，用主审法官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就在宣判之前几个月，《谋杀（废除死刑）法》获得通过。1965年之前谋杀罪必须判处死刑，此后则被终身监禁所取代，只有在内政大臣的酌情决定下才能更改判决。

在欣德利在监狱中度过的几十年里，她多次对服刑时间提出上诉。但是由于她被贴上了“邪恶”标签，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因此那些密切关注舆论的内政大臣们都认为假释完全不可想象。1990年，内政大臣大卫.沃丁顿裁定“终身”意味着“到死为止”，而欣德利在四年后才被告知这一事实。这一政治决定得到了后来两任内政大臣的呼应，一位是迈克尔.霍华德（保守党，直言不讳地支持“监狱改造有效”的理念），另一位是杰克.斯特劳（工党，将自己的政治命运押注在了“法律与秩序”的旗帜下）。1997年，在欣德利入狱30多年后，一项MORI民意调查显示83%的英国民众反对释放她，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内政大臣决定给予她假释，他们将会不再尊重他。由于无法通过英国司法系统取得任何进展，欣德利转向了欧洲人权法院。该法院拒绝了“终身监禁”的判决，当时大多数欧洲司法管辖区也是如此。不出所料，这进一步激怒了英国小报记者和右翼评论员，他们指责欧洲法院“入侵、干涉和干预了英国司法”。

欣德利的判决是英国历史上针对女性罪犯的最严厉判决，这与刑事司法系统当中女性往往受到更宽大处理的趋势相反。在允许死刑的司法管辖区，女性连环杀手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比男性低60%以上，即使是最臭名昭著的女性杀人犯——例如卡里尔.安.富盖特/Caril Ann Fugate（连环杀手，电影《天生杀人狂》的灵感来源）、珍妮.唐纳德/Jeannie Donald （杀害儿童的凶手）以及卡拉.霍莫尔卡/ Karla Homolka（她的作案手法与欣德利的几起谋杀案一样，先性虐再杀害年轻女孩和妇女）——也往往较早获释。女性杀人犯之所以倾向于获得相对较轻的判决或者早期假释是由于人们认为女性更有可能被改造，不太可能再犯，对于监狱生活过于敏感，更有可能遭到霸道的男性伴侣的情感胁迫而做出异常行为，并且需要仁慈的“保护”。但是在像欣德利这样的案例当中，她违反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被认为如此严重，以至于触发了“骑士精神”的逆反效应，致使她因为违反女性规范而受到了惩罚。

欣德利的漫长监禁惩罚反映了一种观点，即她的行为之所以堪称独一无二的邪恶都是因为她是女人。人们可以解释男性罪犯在杀害受害者之前对其进行性侵的行为，也可以解释女性罪犯的同样行为，但是人们往往认为前一类解释比起后一类解释问题更少或者说更合理。男性性行为被认为具有攻击性——无论是由于进化适应还是社会化——而性虐行为的起因则是男性性攻击性的过度而不是此类攻击性的深层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性精神病态》中，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著名的法医精神病学家，欣德利的犯罪报告当中经常引用他的话）认为，虐待狂是“正常”男性性行为的延伸。正如他所说，虐待狂不过是“伴随心理性生活的现象的过度且病态的加剧……在男性当中尤其常见”。克拉夫特-埃宾指出，在“正常”性交中，“非常兴奋的个体”在“最强烈的欲望时刻”经常咬抓他们的伴侣。爱类似于愤怒，两者都是“主动的（强力的）情感”，“寻找它们的对象，试图占有它，并且自然地在针对对象施加的肉体效应当中耗尽自己；两者都将心理-运动领域推向最强烈的兴奋状态，从而通过这种兴奋实现它们自身的正常表达。”在虐待性行为中，这种异性恋男性的正常激情过热爆炸，导致“真正的伤害、伤口甚至死亡”。相比之下，女性性行为被认为是被动且受虐的。正如克拉夫特-埃宾所解释的那样，“在性交当中，主动或者攻击性的角色属于男性；女性则保持被动防御。”由此可知，女性虐待狂显然是真正的怪物。

重要的是要消除这种神话。毕竟，女性在性犯罪者和杀人犯当中虽然是少数，但却不是微不足道的少数。美国在2008年至2013年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报告遭受性虐待的男性都提到了女性施害者：在遭受“被迫插入”的男性受害者当中，近80%提到了女性加害者，近60%声称女性加害者采取了暴力。女性在连环或多重谋杀中也不罕见。1800年至1995年间全世界查明的所有连环杀手当中有五分之一是女性。其中又有大约三分之一与男性伴侣一起作案。所以我们必须质疑斯特恩勋爵的观点，即欣德利的罪行是“独一无二的邪恶”。斯特恩坚持认为，如果没有欣德利的“积极参与”，“这五个孩子今天可能还活着。受害者遭受的的无情且堕落的折磨以及他们家人蒙受的痛苦，使这些罪行在比较恶毒程度的时候自成一类。如果说——我本人确实这么认为——只要罪行足够恶劣，终身监禁就可以被视为恰当的惩罚手段，那么很难争辩说本案不属于这一类别。”但是欣德利的罪行真的“独一无二”吗？南汉普顿大学法学教授大卫.古纳姆/David Gurnham指出，“独一无二的邪恶”这一短语暗示了“罪犯自身高得异乎寻常的恶意与邪恶”。然而，“这些术语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用来描述欣德利或者她的罪行？……即使只是大略审视一下其他终身监禁罪犯的案情也足以发现，欣德利罪行的邪恶程度实际上远远算不得独一无二。在那些因为谋杀罪而服无期徒刑的人们当中有许多令人震惊的残忍例子，相比之下欣德利显得相当普通。”

欣德利也很明白这一点。正如她向内政大臣恳求的那样，“被关押超过15年是不合理的。无限期地关押我……是不人道的。就像我所经历的那样剥夺我的希望是不人道的……在我看来，我的案件当中的全部忽视与不人道源于对公众舆论的恐惧，但是总有一天必须有人有勇气站出来对抗所谓的公众舆论……社会难道能够通过我的永久监禁而得到补偿吗？”在她看来，假释的问题不在于未来的风险，而在于报复和政治算计。监狱体制的改革家、欣德利的长期支持者朗福德勋爵对此尤其感到沮丧。他报告说其他上议院议员和政客们都承认，“我同意你的观点，老伙计。关了这么多年，她也应该出来了。”然后他们会补充说，“但是你能想象哪个内政大臣有胆量放她出来吗？想想他会遭遇什么？想想红头小报会对他做什么？”加剧这种不公正的事实在于，英国法律判决当中的“终身监禁”从来都不在字面意义上意味着“终身”，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犯人依然存在风险。而且没有人真的相信坐牢三十年之后的欣德利还会或者说还能继续杀人。

讽刺的是，欣德利原本可以被人当成“监狱改造有效”的证据，这是内政大臣霍华德最喜欢的口号。她是一个模范囚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其他囚犯起到了“镇静作用”。正如作家彼得.斯坦福/Peter Stanford所观察到的，欣德利是“我国监狱系统当中为数不多的成功故事之一。监狱为她提供了机会，让她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她在霍洛威、达勒姆、库克汉姆伍德以及后来在萨福克的海波因特监狱期间获得了开放大学的人文学科学位，成为了一个贪婪且聪明的读者，并且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5年的一份监狱报告指出，“多年来，迈拉已经准备好为罪行承担责任，并且她的悔恨似乎是真诚的。”小报声称她从未表达过羞耻或内疚，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她经常这样做，甚至承认她“比布雷迪更有罪……即使他是主犯”，因为“我不仅为他提供了受害者，而且在当时就知道这么做是错误的——这是委婉的说法。当时我就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既邪恶又堕落，而他则信奉德.萨德的哲学，即谋杀是为了快乐。”所有了解她的人，包括监狱特遣教士伯特.怀特神父，都不怀疑她的悔恨是真诚的。

讽刺的是，尽管欣德利在监狱里得到改造的证据越来越多，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在她的反对者看来这些证据全都进一步暴露了她那擅长玩弄人心的恶女本质。女性能动性的证据——包括为善的能动性——在这里只能用来证明当事人的邪恶和狡猾。当面对欣德利穿着大学毕业礼服的照片时，安.韦斯特评论说，“欣德利穿着撒旦的外衣”，而保罗.里德（波琳.里德的兄弟）则认为“穿着缎子的撒旦仍然是撒旦”。欣德利向韦斯特提供了字句恳切的道歉，可是这封机密信件却被《每日镜报》公开，该报指责欣德利“流下了鳄鱼的眼泪”。他们引用了一位“顶级精神病学家”的话，声称欣德利“可能试图改变公众对她的邪恶本质的看法”。2002年11月15日欣德利去世时，甚至她的尸体也被视为污染源。二十名殡葬业者拒绝为她举行葬礼。用其中一人的话说，如果其他顾客得知他们的亲人与迈拉.欣德利“安置在同一个灵堂或者同一辆灵车里面”，他的生意就干不下去了。在火葬场的围栏上，有人贴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在地狱中燃烧吧”。欣德利在监狱中度过了36年，没能活着看到她的案件在欧洲人权法院得到审理的那一天。她去世十天后，上议院法官裁定，英国囚犯的刑期今后将不再由内政大臣决定。

从审判到去世，针对欣德利的妖魔化从未停止。这一点无需从小报中寻找证据——只需指出，她的名字几乎总是与“邪恶”这个形容词一同出现就足够了。然而即使是所谓的“高雅”记述也无法抗拒将欣德利妖魔化的冲动。著名小说家和社会评论家帕梅拉.汉斯福德.约翰逊/Pamela Hansford Johnson参加了1966年对布雷迪和欣德利的审判。次年她以哲学化的标题《论罪恶》发表了她的反思。书中提出了三个主题：犯罪相貌学、纳粹主义和“无情感社会”。首先，约翰逊似乎对欣德利的外貌着迷。她指出，欣德利“体格健壮，臀部宽大”，可以“为绘制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十九世纪学院派画家充当模特”，或者更糟的是，“成为富塞利画中那些巨大尺寸的噩梦女性之一”。她的头发“对于那张楔形脸来说过于浓密；本身就带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恋物暗示。但真正不同寻常的是这张瓷娃娃脸上的线条。眉毛、眼睛、嘴巴都非常直，完全平行。精致的鼻子也是直的，只是鼻尖微微向下，下巴则微微向上。总有一天她的脸能够用来夹开核桃。”她具有一种“巨大的怪异感，以及人们可能在集中营女看守身上发现的那种权威”。这是一种经典的陈述，借鉴了切萨雷.龙勃罗梭在十九世纪对犯罪女性的描述，即她们身上带有明显的越轨烙印。

其次，约翰逊反复提及纳粹主义及其与色情内容的关联。审判揭示了布雷迪和欣德利对色情作品的迷恋。布雷迪最喜爱的书籍之一是萨德侯爵所著的《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他们拥有的其他书籍包括《束缚中的女人》、《鞭之吻》、《折磨与暴行的狂欢》以及《刑讯室的快感》。对约翰逊（以及许多其他评论家）而言，这证明了“放纵社会”已经渗透了英国文化，为最阴险的邪恶形式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关键在于，她将这种放纵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她声称纳粹故意在波兰散播色情内容，将其作为一种“社会阉割”的手段。他们的目标是让“个人只意识到对个人感官的需求”，并并“鼓励人们脱离任何形式的集体责任”。约翰逊宣称，“情感的钝化”并非通往人间天堂的道路，而是通往奥斯维辛的道路。这是一种基于阶级的分析。她认为，像法医精神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他创造了“施虐狂”一词）所著的这类书籍不应以平装本的形式流通，以免下层阶级接触到。正如她所言，“有些书什么人都不该读，有些人什么书都不该读。”

最后，约翰逊将“无情感社会”的兴起归咎于“邪恶行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摇摆伦敦”培养了一种“绝对放任”的氛围，这对“教育程度不高”但是还不算“愚蠢”的年轻人（如布雷迪和辛德利）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尽管约翰逊当初曾经大力支持废除死刑，可是现在她却认为针对这两位年轻人的判决缺乏“净化”作用，是“非审美的”，如果“发生了些许暴力来结束暴力”，结果原本会好得多——换句话说，她相信英国社会很怀念“绞索的阴影”。她的叙述是针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革命的有力攻击。

约翰逊对审判的描述仅仅是看似基于事实的评论家如何极端妖魔化欣德利的一个例子。然而，这种反应的遗产在她犯罪多年之后仍在流传——事实上一直流传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例如到了1997年，欣德利已被监禁了31年——比英国历史上任何其他女性囚犯都长，更何况监狱方面早已认为她今后没有犯罪风险了。可是针对她的妖魔化却在这一年变本加厉，因为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感觉艺术展”展出了她的画像。艺术家马库斯.哈维/ Marcus Harvey的《迈拉》创作于两年前，尺寸巨大，达到396 x 320厘米。它复制了迈拉.欣德利那张臭名昭著的入案照片——不过组成画像的是儿童手部石膏模型。这当然是一件饱受争议的作品，艺术家将邪恶与天真并排摆放，黑白阴影加深了女性越轨的黑暗气质。画作令人不安地隐喻了现代社会对待童年的态度。这幅画立刻招致了激烈反对：多名学院院士辞职抗议；两名男子试图破坏画作；MAMA（即“母亲反对谋杀与暴力组织”）与基思.贝内特的母亲温妮.约翰逊在画廊外抗议。《太阳报》干脆质问道：“为什么不直接在画廊里挂一桶下水道的污水？……它的气味会比这个怪物好闻得多。”他们的社论宣称：“迈拉.欣德利将被吊在皇家艺术学院。遗憾的是，吊起来的只是一幅她的画像而不是她本人。”巧合的是，就在展览开始前一周，戴安娜王妃死于车祸。媒体随即大量刊发她的照片来轰炸读者的眼球，包括她那次臭名昭著的《全景》采访的画面。采访的静帧画面和哈维的画作惊人地相似：一边是善良的母亲，另一边是她的最邪恶的对立面。

对迈拉.欣德利的反应呼应了“邪恶女性”系列讲座当中反复出现过的许多主题。关于“邪恶女人”的大部分文献都使用了两种套路：邪恶女性要么是暴力男性行为的被动追随者，要么是同样受害于父权意识形态并且误入歧途。换句话说：她们要么完全缺乏能动性（因此自己也是受害者），要么她们的能动性因为接受了有害的性别规范（例如“不惜一切代价的爱”）而受到极大限制。第一种套路在欣德利的审判当中出现，当时法官坚称伊恩.布雷迪才是真正“邪恶”的人，而欣德利只是一个追随者。他认为布雷迪“邪恶到难以置信，毫无救赎的希望（除非奇迹发生）”，但是又补充说他并不认为“一旦欣德利脱离他的影响，这一点必然适用于她”。有大量证据表明，欣德利在遇到布雷迪之后行为举止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约翰逊所指出的，此前的她“过着正常的青少年生活——跳舞、看电影、追逐男孩。她是一个善良且有耐心的保姆……你总是可以放心地把孩子交给她，然后安心地去玩宾果游戏。”这一评论得到了威廉.马斯-琼斯/William Mars-Jones的呼应，此人是总检察长弗雷德里克.埃尔温.琼斯准备控方案件的助理。马斯-琼斯观察到，在欣德利的早年生活中“曾是一个正常快乐的女孩，有点男孩子气，与朋友和亲戚相处融洽。直到布雷迪进入她的生活之后她才突然开始变得孤僻隐秘，并且彻底改变了对待生活的态度。在此之前她曾想结婚成家，在那之后她就接受了布雷迪的想法，包括试婚，以及认为生育既不值得也不必要的观点。”在遇到痴迷于纳粹的布雷迪后，欣德利开始穿着在她看来带有“日耳曼风格”的衣服。她放弃了自己的罗马天主教信仰，承认布雷迪“就是上帝。就好像我身上有一部分不属于我，以前不存在，之后也不存在。”与此同时她也害怕他，甚至给一位女性朋友写了一封信声称如果她失踪了，布雷迪应该负责。

与本系列当中的许多其他“邪恶女性”类似，欣德利的性取向也受到了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她与痴迷施虐的布雷迪的关系扭曲了她。即使在被监禁36年后，欣德利依然与其他囚犯（包括同为杀人犯的罗丝玛丽.韦斯特和一名女狱警）建立了亲密的同性关系。对于任何关于她已经改过自新的主张来说，这一事实都是有力的反证论据。毕竟，她所接受的惩罚的一部分难道不是被剥夺接触其他人类的机会吗？“偏离正道”的性亲密难道不是尤其应该遭到剥夺吗？

然而，欣德利的妖魔化也具有某些在许多其他关于“邪恶女性”的讨论当中并不突出的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关于精神失常的讨论在欣德利的案例当中几乎不存在。正如一位受害者的母亲所说，她不配拥有“发疯的体面”。一大部分被指控暴力犯罪的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被告）都会提出精神病学方面的辩护理由，因此更有可能获得精神病治疗而非监禁刑罚。但是欣德利并非如此，她从始至终都坚称自己没有精神问题。这也意味着她被剥夺了父权式的同情，这种同情通常会被赐予那些做出暴力行为、但是被认为需要治疗而非惩罚的女性。

最后，英国社会针对欣德利长达数十年的极端报复性仇恨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从另一个角度得到解释：社会对于她的行为缺乏现成的解释框架。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布雷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解释框架可以相对容易地界定他的行为：他不仅有犯罪、暴力和病态行为的历史，还被诊断出了精神分裂症和急性偏执。相比之下，欣德利却是一个谜。她是典型的“危险陌生人”，只不过这个“陌生人”是当地社区的一位年轻女打字员。当欣德利受审时，媒体引发的对于女性参与恋童癖的恐慌尚未在公众意识当中爆发——即使爆发了，至少一名受害者是17岁年轻男子的事实也会使问题复杂化。克莱尔.沃德/Claire Wardle曾经针对1930年至2000年间儿童谋杀案展开分析，她观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恶性犯罪新闻报道经常使用“邪恶之人”之类的说法。然而从九十年代开始，“邪恶”一词就逐渐遭到抛弃。新闻转而强调社会衰退，“罪犯被定义为系列掠夺性‘恋童癖’”。当然，我们必须避免夸大她的观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在《论罪恶》当中，约翰逊就已经将矛头指向了“钝感社会”的兴起。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尚且缺乏将恋童癖甚至病理化施虐作为一种身份来解释这些暴力行为的语言工具，于是人们转向了世俗化的“邪恶”语言，这种语言因“施虐”色情作品而加剧，但却并不一定指向施虐人格。

正是这种存在于普遍解释当中的空白——欣德利既不是疯子也不是显而易见的坏人——使得欣德利更加令人恐惧。这块空白促使评论家们使用“邪恶”这个包罗万象的词汇来描述超出人类正常理解范围的事物。“邪恶”提供的语言工具看似与世俗的过错概念相相悖，但却巧妙地允许了评论家为残暴行为赋予意义而无需提供任何清晰的解释。因此这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因为它一方面允许人们坚持报复，同时又将那些严重违反社会规范的人们排除到了人类的范畴之外。用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的话来说，“邪恶‘定义并固化了善良’”。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长久、坚定且毫不畏惧地凝视“邪恶”是有益的。将某些行为归为“邪恶”既有可能使得现实当中人们的行为被非人化，也有可能吊诡地赋予他们某种残暴的、神一般的力量。正如我在这些讲座中试图表明的那样，“邪恶”是话语构建的产物，但是它却无法仅仅被简化成为话语。它关乎有血有肉的主角之间的政治与道德对抗。虚构的“邪恶女性”（例如《白雪公主》中的邪恶女巫和《飞越疯人院》中的护士拉契特）让我们能够从安全距离思考关于善恶故事的本质和意义。在这些讲座当中探讨的一些女性严重伤害了他人，例如夏娃她使全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另一些女性则犯下了极端残忍的行为——杀害婴儿（阿米莉亚.戴尔）、将年轻男性置于险境（玛塔.哈里），折磨儿童和青少年（欣德利）。我主张，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些女性的恶行与罪行其实是她们对于所处社会强加的难忍压迫做出的回应。这些压迫包括宗教教条，缺乏处置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以及普遍的歧视性做法。而她们面对着重重限制依然表达了自己的能动性。然而另一方面，我同样始终认为这些人做出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可怕行径并不能通过形而上学（“她们被魔鬼附身了”）或者理性（“她们是自主、自足的个体”）的话语来理解，而只能通过具有复杂情感生活的具体化的自我来理解，这些情感则包括愤怒、羞辱、恐惧乃至自豪等等。这样做又意味着那些大声宣称“我们”与“他们”不一样的“我们”将会不可避免地通过想象被拉入他们的世界，并且感受到厌恶、恐惧、敬畏乃至愤怒。诚然，这样的反应体现了我们向受害者的生命赋予的道德价值。谁都不能否认，10岁儿童莱斯利.安.唐尼的母亲安.韦斯特针对迈拉.欣德利的刻骨仇恨见证了她的爱与悲痛。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理所当然地向这份悲痛授予超越一切的道德权威？即使是那些犯下罪行的人们也依然有可能最终接受受害者的道德价值。我相信，凝视“邪恶女性”的面孔有助于缩窄“他们”（邪恶）与“我们”（善良）之间的鸿沟。在这样的时刻——也许这一刻稍纵即逝，我们在这一刻的所作所为也肯定难免浅尝辄止——我们或许可以构想一种思考邪恶的全新方式，从而避免将邪恶具体化为非人的事物。这也意味着我们将会拥有一种追求正义的全新方式。谢谢大家。